鸟,突然开口了|正午

  在北京,养鸟的人很多,多数都是上点年纪的。早晨总有人拎着鸟笼子,到街边遛跶,这叫遛鸟。遛到公园,通常是把鸟笼子挂在树上,鸟晒晒太阳,人也晒晒太阳,活动筋骨。普通人没钱,养的多是土百灵,都一个摸样,比麻雀大点,灰不拉唧,也不怎么叫。形式上讲是一个关在笼子里的生命,也是鸟笼子外主人的一个玩物,一个寄托。

  玩得稍高级一点的人,养个画眉、鹦鹉、八哥、鹩哥什么的,也得每天遛,更难伺候。北京有很多花鸟市场,卖的品种繁杂,好鸟价格高,待遇也不一样,配套的鸟笼、鸟食碗五花八门,有的一个鸟笼或鸟食碗就得上万元,工薪阶层难以奢望。

  曾经流传过这样的故事,一个玩收藏的先生,去鸟市闲逛,发现一个鸟笼子里的鸟很普通,可鸟食碗不一般。他假装观鸟,却仔细辨认笼中物,判断是清代乾隆年间宫廷用鸟食碗。开始询价,那两只普通鸟被卖鸟老板叫出了天价,几经侃价,他反复琢磨,鸟不值钱,但鸟笼子、鸟食碗也值这个价了,于是就下决心买了。成交的时候,卖鸟老板反复说,一旦付钱不得反悔,先生当众承诺同意,卖鸟老板收完钱,却把那两只普通鸟装在一个普通鸟笼子里给了他,他懵了,要原装的鸟笼子和鸟食碗,老板说,就靠这个鸟笼子和鸟食碗来做生意,都卖了几十对鸟了。

  我不懂鸟,对养鸟没有爱好。在北京这么多年,只去过一次鸟市,就那一次还被卖鸟人忽悠着买过两只画眉。拿回家开始还逗逗,喂喂食,观察观察习性,发现两只鸟性格不同,公的叽叽喳喳,飞来飞去,性情暴躁,伸出手它会叨手指,最恶劣的是它总爱拔母鸟的毛。母的温顺,不叫也不动,没多久,暴躁的公鸟死了,留下没有多少毛的母鸟,准备把这只孤鸟放掉,但觉得,这鸟从出生就被关在笼子里,已经不能回归自然,放了也无法生存,就一直养着。从来也没有遛过这鸟,一周才喂一次,就这样,这只鸟在我家养了几年。有一次出差回来后,发现鸟笼子不见了,我问儿子,他没有回答,估计是送爱养鸟的人了,因为他早有这个意图。

  有一年夏天,在北京西二环官园桥附近的小公园里找人,看到几个年轻人在玩鸟。他们是玩家,玩鸟人右手握着一只鸟,长长的尾巴,羽毛很漂亮,一旁有观众说,这鸟叫寿带,北京很罕见。那玩家一转身把鸟抛向空中,接着左手拿一根橡皮管对着嘴猛吹,管里发射出像玻璃弹一样大的彩色球,那鸟则在空中俯冲下来,一口叼到彩色球,盘旋几圈后就飞回来,将彩色球吐到主人手掌里。每次主人都安慰一下,象征性地抚摸鸟的背部,再给喂几粒麦子,不停地重复着这个过程。我想这寿带目光短浅,只想着眼前的那几粒麦子,却不知道远方成片的麦田。

  更高级一些的玩家,通常非官即富,总喜欢附庸风雅,家里养会说话的鹦鹉、鹩哥,闲暇时候逗逗,学说一些人话。在兰州有个大户人家,住着一个四合院,主人买来一只鹦鹉,天天教说话,那鸟就是不开口,认为是只不会说话的鸟,便不再认真培养。平日里,只要有人敲门,主人便要用兰州话问:“谁一个?(哪一位的意思)”天天如此。一天主人外出,家中无人,有人敲门,那鹦鹉学着开口了:“谁一个?”门外来人用兰州话回答道:“邮递员!”鹦鹉只会这一句,就不停地问,那邮递员脑子比较轴,不停地回答,直到累得口吐白沫,昏死过去。主人回来了,看到门口有个人倒在地上,问了一句:“谁一个?”鹦鹉马上答道:“邮递员!”

  有一个腐败官员家里养的鹦鹉,见到来客人就说:“茅台酒、茅台酒,中华烟,中华烟。”来办事的人自然心领神会了,这都是小官吏。更大的腐败官员家里养的鹦鹉会说:“发红包、发红包,要Dollar、要Dollar。”

  我们报社的小林,是一位文字记者。有一年去新疆油田,在准噶尔腹地采访一个采油作业区。戈壁滩上环境艰苦,见不到多少绿色,作业区营地建了一个内部小花园。小林一到就发现,那花园门廊下有一只八哥站在鸟架上,听说是员工为解闷养的。大家围在一起给记者介绍这只鸟,说它聪明,会说话。本想展示一下,可那鸟不知是人多还是见到陌生人的缘故,任你怎么对它说“你好,你好”逗引,它怎么也不开金口。大家分头去干活了,好奇的小林还在那里坚持逗鸟。三分钟过去,觉得看着也没希望了,临离开前,鸟儿在背后开口了:“发奖金!发奖金!”吐音非常清晰。鸟,突然开口了|正午他笑了,真是说出了一线石油工人的心声啊。

  小古是我刚来北京工作时结识的一个朋友,他是给领导开专车的司机。那会我们同住六铺炕中油宾馆的员工宿舍,晚上经常在一起撸串、喝啤酒。也遇到过他对着宾馆的服务员学鸟叫,每次都会把一个姓马的服务员逗得前仰后合地笑。

  他是个老北京,当过兵,文化不高但口才好,家住长安街南的金鱼池小区。这个地盘就是解放初老舍写的《龙须沟》原形地,当年龙须沟是京城臭水沟的代名词。解放后政府改造,将这里建成小区,取名金鱼池,成为那个时期政府改善百姓居住环境的典范工程。如今的金鱼池小区鸟语花香,环境优美,老人孩子居住在这样的院落里,很有幸福感。

  去过小古家一次,他家住大院的东头,要穿过花园。我看见楼下一群老头在逗鸟,那些鸟各式各样,其中有会说话的鹦鹉,难怪小古会学鸟叫。

  有一年冬天,大院里一个老太太去世,小古受委托,要请我去翻拍一张老人的遗像。到达楼下,一群老头一边在逗鸟一边在聊死人了的事,有个老头知道我是来翻拍照片的摄影师后,给我递了支烟,客气地非要给我点上。正点烟时,鹦鹉突然说话了:“死人啦!死人啦!”烟没有点着,老头就扭头去骂那只鹦鹉,说:“不许胡说!”那鸟在笼子里往后挪动一步,侧着脑袋,眼睛盯着老头看,不再吭声。老头继续给我点烟,刚点着,鹦鹉又说话了:“死人啦!死人啦!”老头这次很生气:“不许胡说!你丫再胡说,就把你丫关黑屋子里去!”鹦鹉往后挪动了一步,这次害怕了。其他老头都笑了,这只鹦鹉是给我点烟老头养的,他感觉没有面子,给我解释说,这只鸟是个脏口,还在调教中。这时又传出那鸟的声音,还是正宗的京腔:“操噢你妈!操噢你妈!”老头怒了,提起鸟笼子就冲到地下室去了。

  后来,我与小古都分别到了不同的单位工作,也不再常见面。一晃都十年过去了,去年的一天,他约我喝啤酒,我提起他们金鱼池小区老头养鸟的往事。他有点黯然地告诉我,他早就不再住那里了,离婚了,房子给了他老婆。我惊讶地问他,是有外遇了,难道是当年用鸟叫声逗的那个服务员?他哼唧一会回答,是,姓马,结婚两年了,生了个男孩已经3岁了。我恭维他老来得子,他说,这几年的苦处只有自己知道。

  什么画眉、八哥、鹦鹉这些都是鸟类里的贵族,最普通的麻雀没有这些待遇,但要看遇到什么样的人。

  摄影记者海里鱼给我讲述过他与一只麻雀的故事。那是1992年,他在新疆塔里木油田当驻站记者,经常是坐着沙漠车穿着信号服,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采访。

  那年7月份,他去塔中4井采访。这口井是在“死亡之海”的腹地,又遇到沙漠里最热的季节,下午两点的时候,地表温度几乎达到摄氏80度,穿着沙漠靴,蹲在沙漠里拉屎都要不停地挪地方,要不烫脚。

  那个井队刚刚搬迁到位,还没有开钻。那时候在沙漠里和外面的通讯手段主要是通过电台联系。每个井队里都有电台室,发电报的都是小姑娘,这个队发报员长得蛮漂亮,是让人过目不忘的那种。

  采访快结束前一天的下午,他在板房里写稿,突然听见有人敲门,进来的就是那个发报员小姑娘,很惊讶。问她有什么事,她说:“你们是记者吗?听说你们明天要出去。”她说的出去,就是指出沙漠。

  海里鱼回答道:“是啊!”

  小姑娘有些腼腆地说:“有个事想麻烦你们一下可以吗?”

  他痛快地回答没问题。小姑娘接着说:“我养了一只麻雀,你们出去的时候,能不能帮我把它带出去给放了!这里面太热了,你们不把它带出去,它肯定会死的……”

  原来,这个井队开始是在沙漠边缘打井,后来逐步搬迁到了沙漠中心,井队每天都有很多剩饭剩菜,周围的麻雀都来井队觅食。随着井队一步一步向沙漠腹地深入,麻雀就跟着一步一步进来了,由于距离太远,环境太恶劣,麻雀想出去就太难了,结果是麻雀已经离不开井队了,与井队相依为命。

  每天干完活,无聊的时候,小姑娘就在营房外和麻雀玩,时间长了,麻雀和小姑娘成为好朋友。

  一伸手,麻雀就会落在她的手上,她给麻雀喂水喂食。

  随着季节的变化,和进入沙漠的深入,原来的几只都不见了,就剩下最后一只麻雀了,听说记者要出沙漠,小姑娘就鼓起勇气说了那番话。

  因为,她认为记者还值得相信,其他人不敢相信,怕半路还没出沙漠就把麻雀放了。海里鱼是个性情中人,听了很感动,向她保证一定把麻雀带出沙漠。第二天,小姑娘把麻雀装在一个自己叠的牛皮纸盒子里,放了一些米和一个瓶子盖,嘱咐半路一定要给它喂水。就这样,依依不舍地和她的麻雀告别了,看着麻雀随着沙漠车和车后的沙尘消失了。

  出了沙漠,海里鱼兑现了承诺,找了一个有水有树的地方,把麻雀给放了。麻雀离开牛皮纸盒子前还左右看了看,就展开翅膀飞向了天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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